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相逢－－司馬遼太郎著《台灣紀行》中譯本選代序
作者：鍾肇政
司馬遼太郎著《台灣紀行》中譯本選在這個時候出版問世，我不知是巧合抑有意的安排，然而其為極饒意義，並且也是吾台出版界、讀書界的一件盛事，卻無由否認。
馬關條約一百年！
不錯，月來正逢馬關條約簽訂一百周年。而執筆寫這篇蕪文的當口，也正是台灣人民抵抗日軍來犯的乙未抗日之役即將揭開火蓋的前夕。這一刻，台灣上空似乎也一片歷史的雲蒸霞蔚－－不，我寧該說是戰雲密佈吧。而台灣民間也釀起了一股濃濃的歷史味道－－不管你認為那是香或臭，它就凝聚在那裏，且濃得化不開。
整一百周年的前夕（四月十六日），台北街頭有了一場萬人大遊行；當天（四月十七日），在簽訂這個條約的地點馬關，有了由台灣民間主動的紀念大會，此外也有過若干場規模或大或小的學術研討會，主要訴求都交織在「紀念馬關條約一百年」這個議題上。我個人更有過幾次發言，或曰：「馬關條約一百年」，或曰：「客家人在一八九五年」等等，也還有幾場演講尚待舉行。
在馬關（下關）的那一場台日人士濟濟一堂的紀念會，筆者有幸與會。登臨春帆樓，雖然在我是生平頭一遭，但目睹那些一百年前的遺物、老照片，以及展示在隔鄰赤間神宮裏的李鴻章、伊藤博文等人的遺墨，深覺頗有可觀，卻也在內心裏橫生感慨。台灣就是如此這般地與中國分道揚鑣的，甚至也恩斷情絕的。
我要特別提出來的是，這一場在馬關的紀念會上，我與多位寫過在日本是「從未被寫過的」台灣的、研究台灣歷史的、文學的學者、作家同席，聆聽他們的發言。其中有舊友，也有初次識荊的，並且也有過短暫的愉快交談。日本長久以來對台灣的、幾乎使我忍不住想用「冷酷」這個詞的冷淡當中，我從這些朋友身上獲得的印象，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熱誠與親近感。我也那麼自然地有了一個認知：
「知台者必愛台」。
這項認知，其實我是在閱讀本書－－司馬遼太郎著《台灣紀行》的時候，在心靈深處萌生的，在馬關又從幾位舊雨新知身上得到印證。
由相逢而互識，由互識而瞭解而生愛，這是無分種族、國界之異同所極為普遍的過程，然而我於台灣人及日本人之間，卻往往能窺見另一種或可謂心靈感應的經過存在。不用說，這是過去一段歷史淵源有以致之。譬如以我個人經驗言之，我到足二十歲止是一名擁有過日本國籍的台灣人，這與所願與否無關，是生而如此，或「命」中如此，也因此縱有終戰前備嚐來自統治者欺壓的苦楚，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解除之後，特別是年深日久之後，只剩下歷史的傷痕，壘塊早已消失於無形，乃能與多位日本友人建立深厚友誼。
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相逢，在本書裏俯拾即是－－我要先透露我這個人的「無用」，用北京語來表現，大概「脆弱」一詞是庶乎近之的吧。在披讀本書當中，每逢這樣的地方，我便忍不住地為之激動，甚至也屢屢為之熱淚盈眶。這一方面固然是司馬氏的生花妙筆使然，不過確實也因為我個人另有感應在焉。
此處僅能舉其一端。
書中寫一位田中準造其人事蹟：日本的戰敗，把尚在小學最高年級就讀的田中氏逐出台灣，回到「異邦」鹿兒島縣。中學時的田中，曾為電影「望鄉」裏約翰傑潘不能回去故鄉巴黎而放聲慟哭，而且到老年，每次想起孩提時在台灣的情景，還會淚流滿面。原來，故國日本在他只是「遠流之地」而已。
話說，有一次（原文謂：係在田中氏婚後一年的時候）出差到海外，回程因一項陰陽差錯的事故，在香港有了若干時間的空檔，便再也忍不下去了，把旅行袋寄放在旅館，直飛相距僅六百公里的「故鄉」台灣。在前往新營的火車上，他就開始淚流不停了。下面試著摘譯一段：
田中準造氏來到變了樣子的車站前。
他開始舉步，但連方向都弄不清楚。走著走著，彷彿覺得一步一步地陷進市街深處，而且整個身子都成了淚袋。
他就以那種淚袋的樣子，在路傍蹲下來。
才蹲下來，就像個酒瓶裂開來了。眼淚流著流著，怎麼也抑止不住。哭了好一陣子，忽地抬頭一看，前面圍了一群人。
還是日本人罕見的，並且只要是三十幾歲以上的本島人，便都會說一口標準日語的年代。
「是有了悲哀的事嗎？」
其中一位這麼問，活像是中世紀的故事。
「－－這裏是我誕生的地方。」他邊哭邊訴說：「小學也是在這裏唸的。沈乃霖醫師在哪裏呢？他是我小學時的主治醫生。」
如果認為為司馬氏善於賺取讀者的眼淚，那恐怕是大錯而特錯了。我願意說，那正是一種心靈感應。台灣人與日本人間的某種相逢之際，必然產生的感應－－儘管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也有過像黃春明的「莎喲那拉、再見」那樣的相
逢，不過那是另一個層次，此處也就毋需多及了。
本書值得介紹的內容著實不少，但以這篇蕪文所被允許的篇幅，自是無暇多及，然而猶不能已於一言的，是著者與李登輝總統對談時，李總統所說、近來膾炙人口的一句話：「台灣人的悲哀」。
台灣人的悲哀－－只因這句話已成了幾乎所有的台灣人的口頭禪，所以也毋需再加任何註解。然而，它的令人眼前一亮，並且也由於它是發自台灣總統之口，所以也令人禁不住為之詫異的話，確實是饒有深意的。台灣文學前輩作家吳濁流有一部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描述一個得不到「母國」（日本）慈心，也遭「祖國」遺棄的台灣人的悲淒命運，被目為台灣文學的經典之作。此書寫成於盟軍激烈空襲下，距終戰僅三閱月（上梓問世自然須俟戰後），易言之是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即將結束殖民統治前夕；而另一個五十年又過了，始有李氏「台灣人的悲哀」說法出現。
第一個五十年結束，台灣人才發出了「亞細亞的孤兒」的自憐自嘆，另一個五十年即將結束之際，台灣人儼然成了「世界的孤兒」，於是才有「台灣人的悲哀」的自悲自苦，兩句千古名言，前後輝映，而台灣的一百年歷史便是這樣串連起來的！
本書是著者一連過訪台灣三次始寫成，從歷史的台灣到現實的台灣，上天入地，無所不及，作家之眼則一以貫之。那是冷澈的眼，也是溫熱的眼，更且滿含著悲憫與關懷。由相逢而相識，由相識而生愛，而我們更從本書看到由愛而萌生出來的對台灣目前所處的危境的關切。
這種種切切，我想還是由著者自己來說吧。下面再試譯一小段，以為本文的結束。
正月以來，每天都讀有關台灣的書。從被稱為「福爾摩沙」的大航海時代有關此島的記錄，到文化人類學的書，日本統治時代的種種，外加孫文傳、蔣介石傳、蔣經國傳等等，連自費出版的自傳與手記之類也找來過目。
也因此，彷彿覺得成了半個台灣人般的，於是四月間再次往訪。
走著走著，心中萌發了對台灣的愛與危機感。
長達三百年之間，人們憑一己之力活過來的這座孤島，恰如日本曾經把她據為自己的領土是一項錯誤那樣，站在人類尊嚴的立場來說，我想任何既有的國家，也都不應該跨過海來領有她。
當然而然，這個島的主人，非以此島為生死之地的、無其數的百姓們莫屬。
1995年4月末 鍾肇政 敬識
《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鍾肇政審訂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6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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