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誕生

　　在中文世界，誰是當今首屈一指的史學名家？海峽兩岸共同浮現的人名，很可能又是「陳寅恪」這個人名。但陳氏去世很久，還活著的史家中有誰可以戴上中文世界一代名史家的冠冕呢？不同的從業人員可能各有心目中的人選。無論如何經票選出的前十名，再怎麼說都無法與西方史學先進國的一代大師相提並論。使用中文的史學後進國經八十年的「新史學運動」，依然無法迎頭趕上她當年的西方史學師尊。中國這個現代西方史學的徒弟，耗費了三至四代的努力，一提起代表中國的史學大師，眾口交譽的陳寅恪又是何許人呢？陳老先生生前遭胡適譏諷他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及格的。胡適所言倘若公允，則近百年的中國史學大師其特色竟是文字表達不及格的一個人。這樣的史學大師在西方看來會是個胡鬧的笑話，可是在中、台兩地則是個神話。陳寅恪已經是被神格化甚久的一位史家。
同樣問題問西方世界，則少說有三、四十人之多是他們的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造詣比起這些洋同行不僅相形遜色，而且他那一筆文字表達也太令人不敢恭維的了。有一天，陳建守在跟我談翻譯西方史學大師訪問文稿的計劃時，我總覺此事難的是如何從三、四十位名家中精挑出十位、然後再編輯一本書。在這裡，你會有抉擇的痛苦時光。建守在考上研究所後因病休學，只能窩在鄉下養病。可他又不想沒事做，他就去做擬出西方史學大師十人名單的事。接著他不憚其煩地去與他心儀的大師通信，一年下來竟然成績斐然。這十位大師不僅告以刊登何篇訪問或側寫為其最愛，抑且倘若無有滿意者，則親力為之，這在全書有一篇。這是本編輯的一大賣點。此外，這些大師還儘可能授以翻譯的版權。建守病癒返校乃著手邀集好手翻譯這些西文文章。大約一年左右，這些譯稿先後交抵建守手中。再經過一番整編以及其他手續，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總算大功告成，只剩付梓一途。這書在印製之前，建守囑我寫篇「導讀」以資紀念。我想此事既由我起頭，如今又收功在即，講些對讀者有所助益的話，應該不是什麼多此一舉。

　　上一世紀西方學術界展開兩波新史學運動，第一波發生於六○、七○年代，此即我們熟知的社會史課題正當性的確立。這波運動約有二十年榮景。就在社會史研究取向的一片榮景聲中，另一波改革議程悄然啟動，時為七○年代，也就是今天兀自沛然莫之能禦的新文化史運動，迄今抑且不知伊於胡底。每個時代都有代表其特色的學風，每種學風下的傑出之士就是一時之選的人物。二戰後的西方史界，其學術氣候之變就在於從社會史轉變成新文化史。

　　編者所選的十位明星大師，美國史家計有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多明尼克．拉卡頗（Dominick LaCapra）、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以及林．亨特（Lynn Hunt）等五位，法國史家計有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以及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等三人，英國和意大利則各以彼得．柏克（Peter Burke）和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分別代表。這些人的聲名對台灣史研所研究生而言早已如雷灌耳，他們作品中已有多本中譯、且流通兩岸之間。這次十位大師在同一舞台一起現身和亮相，等如讓台灣史學初習者近距離親炙大師一般。

　　十位中有五位的家世背景欠佳，像戴維斯女士和金茲伯格先生都是猶太人，柏克先生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則有波蘭和立陶宛的血統，亨特女士為德裔第三代，懷特先生的父親是工人。少數族裔和下層社會的出身對上述五位史家並未構成上進的障礙，相反地，還有助於構思多元文化價值，更對他們從事庶民文化研究時平添異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其他五位中，達頓先生應該來自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其餘四位家世不明，但很可能出身文化菁英家庭。庶民文化對這五位而言是異文化，卻不僅不排拒，還設法思所認識，更是彌足珍貴。

　　這一波新史學運動其學術靈感得自法國年鑑史學所標榜的「心態」（mentality）的研究課題。七位非法國史家中有五位與法國史學有著程度不一的關聯，由深至淺而言，達頓長期與年鑑史學團體有合作計劃，亨特到過法國留學，柏克則私淑布勞岱的「全體史」研究境界，戴維斯則長年在法國蹲點作研究，以及拉卡頗因研究法國文學文本而與法國學界有所關涉。這些例子正是英美史界與法國年鑑史學互動的絕佳例證，年鑑史學作為西方當代史學重鎮正可從此一側面窺知一、二。
新文化史家在對歷史的認識上不失歷史相對主義的軌轍，但這十位之中，唯獨金茲伯格一人非常反對歷史相對主義的提法，仍然對真相的提法情有獨鍾。他認為在論證過程依傍證據一步一步推求事理，離真相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矣。這十位史家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堅持程度上高低有別。倘若系譜的右端代表的是歷史相對主義較低的界域，則此界域的掌旗官非金茲伯格莫屬，然後依靠近他的順序會是達頓、夏提葉、侯胥、柯班，以及亨特等五人；系譜的左端其中流砥柱則會是懷特，至於柏克、戴維斯，以及拉卡頗等三位，則依序靠近懷特。系譜右端的史家集中興趣在身體感知系統和內在精神狀態；系譜左端的史家則比較偏好看待事物的表述（representation）方式。也就是說，一邊關心的是人類體驗的經驗，另一邊則關懷人類認知事物的方式。但無論如何，都不是舊日史家措意的所在。

　　體驗也好，認知方式也罷，菁英能，庶民何嘗不能？這次新文化史家刻意經營的卻是庶民文化。柯班之於法國食人村的村民，柏克之於歐洲近代大眾，戴維斯之於里昂下層社會的一眾男女殺人凶手，亨特之於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追隨者，侯胥之於巴黎日常生活場景的庶民，達頓和夏提葉之於平民大眾的閱讀行為，拉卡頗之於劫後餘生者以及關心受害的平民大眾，金茲伯格之於十六、十七世紀與教廷格格不入的農業文化傳遞者，這些都是我們賴以辨認這些史家的招牌商標。這之中有一位倒是例外，那就是懷特。他對於史家書寫歷史、表達歷史的方式一往情深，指出了文學與歷史的親緣性這一點，劃破了歷史與文學是在求真和虛構的邊界。

　　講到文學，這些史家都文采曄曄，很長於寫作，而且其中不乏多產者。像柯班於1973年博士到手後的十餘年時光就出版十本專書，柏克也有十本專著，他可以右手著史，左手寫學術社群的書寫文化。金茲伯格不論在《夜間的戰鬥》，還是在《乳酪與蟲子》中，整體書寫如行雲流水，活脫是說部。達頓先當過新聞記者，寫起歷史來頗有報導文學的架勢。戴維斯的成名作：《馬丁蓋赫返鄉記》，就是一本故事性十足的史書，還被好萊塢據以改編拍成電影。她的《檔案中的虛構》透過一則則司法案件串連而成，展現的正是非凡的講故事功力。這是一本高難度操作的史書，難得的是饒富閱讀趣味。柏克的文字明白曉暢，講起事理來開門見山，不事蕪雜，無怪乎他的中譯本有十一本之多，幾乎在中文世界可以推出全集了。其餘史家其文風各具特色，就無庸贅述。要之，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除了故事張力十足之外，文字工夫更是深有講究。這一點是中文世界的史家所無法與彼輩比肩的地方。還不值得我們同行痛下決心、徐圖改進嗎？觀他人、想自己，能不聳然以懼嗎？

　　十九世紀西方，歷史學相較於其他新成立的社會科學，顯得弱不禁風，為了取得學科認證的正當性付出了相當的努力，以迄於今尚能屹立不撓，歷代史家的業績是有目共睹的。在此，有一點是值得重視的。歷史家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對話方面，理論的講求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事。歷史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之間能否交流，很大程度上端在理論取向是否被史家懸為冶史的圭臬。歷史家對於理論的講求不是在為既有特定理論背書，而是理論性的自覺，俾便加強作品的深度。學科分立有分立的好處，但有許多重大問題是處在既有學科的三不管地帶，除非史家不想作重大問題，否則學科分立只會徒然造成畫地自限的反效果。柏克在處理路易十四公共形象的模塑上，如果不借助媒體研究，該書的可觀性勢必大打折扣。同樣，戴維斯在鑽研赦罪書文本時，沒文學批評關於敘事的素養，我不信她會想到說故事的文化。還有，亨特不去修習心理學的話，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現象恐怕也不易發現吧？這些例證都告訴我們史家不能以學科界限為滿足，要進行跨學科的探究，才能發現前賢未及之處。堅守學科本位的姿態往往是掩飾自己不思進取的藉口罷了。跨學科的思維不見得是治史學的絕佳利器，但堅持學科本位有讓中文歷史學更加茁壯嗎？

　　這些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創意十足，而且不使招式用老。柏克處理過的課題計有，文藝復興的文化菁英、西方近代大眾文化、領袖的公共形象營造、西方知識霸權的崛起，以及不同媒介設施的知識傳播等。戴維斯處理過冒名頂替的司法審判、說故事文化的變遷，以及女性的主體意識等課題。柯班處理過地方史、物化女性、嗅覺感官文化的塑造、視覺感官下海岸的發現、聽覺與政治的關係，恐怖心理的投射等課題。他們都擁有好幾把刷子，往往不讓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換另一把刷子。每一部史著都是一個新天地，這是一種狐狸型的學術性格，正是國內史學界的絕大多數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這些新文化史家不僅花樣百出，而且層出不窮。他們讓文化概念呈現一種複數形式，每一本史著就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國內史家將文化界定為單數而且是唯一的一個，動輒不是講「中國文化史」，就是誇稱「台灣文化史」，活像古往今來只有一種，而且只有一套國族屬性的文化。這是文化思維的改變，是國內史家從未想過的一種新治史經驗。

　　將文化界定基於複雜思維，固然舉出林林總總的文化面向，但也因此不免流於瑣碎之譏。這些名家中不乏有人對瑣碎治史引此為誡。如果西方史家發掘出各式各樣的文化之餘，良莠不齊的結果，那些莠草般的作品就教人不敢恭維的話，那麼，國內一向崇尚瑣碎為治史不二法門，豈非一開始就走向莠草化的史學之途?？的確！

　　國內史界長期欠缺閎觀、鉅視的心眼，做的歷史往往見樹不見林，卻以此自視高人一等，用以譏嘲一般非其同行不懂他及其追隨者採用被研究時代人物的用語。他們以堅持用古代用語為得計，而不知歷史書寫的讀者群是現代人，既然如此，就有義務要將古代用語譯成今語。像唐代的「犯?」罪，就一定堅持不用貪污罪。彷彿借用今語的貪污罪會減損其唐史專家似的。像這樣的唐代法制史研究，寫再瑣碎不堪的小文章也不足以解決任何歷史重大問題。一位史家如果不能使用現代語言來說明、或詮釋古代歷史現象，他還算活在現代的人嗎？唐史研究不是作給唐人看的，而是要作給現代人讀的。如果這種標榜唯瑣碎是尚的學風不消除的話，莫說同是治唐史的人只因不研究法制史以致看不懂專家之文，遑論一般讀者了。無怪乎這種唐代法制史專家一輩子寫不出一本專書了。用瑣碎思維想問題，只能將歷史枝節化，窮其一輩子只能見樹卻不見林！我們社會一點都不需要這種史家，偏偏這種史家拿了一堆國家冠冕，諸如傑出學者、院士，以及講座教授等等不一而足。台灣的學術桂冠也未免太過於廉價了！

　　上一世紀二０年代中國新史學運動以來，在以西方新史學為師，卻學得四不像，處理的問題過於瑣碎化是其病癥之一；病癥之二即是不知運用現代語言作為溝通古今的媒介；病癥之三不知使用敘述史學的方式來重建歷史，導致史學為廣大社會所揚棄。這三蔽是我平日觀察心得，並非這十位史家深曉中文史書之蔽。抑有進者，三蔽中，除了第一蔽是西方名史家引以為誡的一點之外，其他兩蔽在西方是不會有的事，理由是史家是為今人著書立說，焉有自絕於讀者之理？這十位史家萬萬不會想到今天中文主流史家會自絕於讀者至此境地。這本書有引介未來西方史學萬神殿中十位神祇之功，大有照見中文世界史學三弊的勸世良方之況味，值得下一輪的史學工作者嚴肅看待臺灣出版本書的不尋常意義。

　　八十年來的中國新史學運動，並未使中文史著躋身世界名作之林。一些受封、或自封的史學大師其實仍是井底之蛙，他們拒絕成長，對於有益他們成長的外部刺激向來是嗤之以鼻。史學的年輕世代如果要以當井底之蛙為己足，那就不必理會本書所提供的外部刺激吧。在攀越西方史學的高?絕壁之餘，在回視中文世界史學的落伍和保守，就像參訪一座城市由高級住宅區迅速變成貧民窟的滑落感。

　　本書精挑細選十位當代西方史學名家的介紹文稿，他們分別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彼得．柏克（Peter Burke）、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多明尼克．拉卡頓（Dominick LaCapra）、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和林．亨特（Lynn Hunt）等人。透過編輯的訪問或側寫，讀者可進而獲窺當代西方史學的百官之富，並藉此與西方史壇順利接軌。抑有進者，本書還選譯針對「新文化史」研究進行反思的文稿，該文是首次以翻譯形式在原產地境外的國家發表，這是本編的一大特點。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等於是讓這十位大師在同一舞臺現身亮相，如同近距離領略大師風采一般，讀者可千萬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