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政勵治與醫療事故

讀：《讀書好》
黃： 黃兆輝

讀： 為何會選擇「醫療事故」這個題材著書？
黃： 我常常希望寫一些富學術性，卻又能和大眾有關連、讓他們看得懂的東西，加上身旁就有些資料。此外，醫療是一個很大眾化的話題，並且有其迫切性。

讀： 以醫療事故去審視政府公共政策的管治和能力，是一個嶄新的角度嗎？
黃： 其實不算。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循這個方向去看事情，只是他們想不下去，因為欠缺了一個理論基礎，那就是「比較政治經濟」的理論。以往我寫時事性文章也是建基於這個論調之上。「比較政治經濟」是一套以政府為重心的比較理論，跟凱因斯式經濟理論（宏觀調控國家經濟理論）不同，它過於空泛，因而會碰到很多問題；至於我們修讀「比較政治經濟」的這群人，想的卻是如何實在地去解決問題，想出切合每個條件下的既定方程式。過去不少想以醫療來視察政府的人，正正是欠缺了這套理論框架，因此想不下去，解決辦法也實踐不來。

讀： 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真的看到本港的醫療事故愈來愈多嗎？
黃： 照目前的情況來看，事故是不會休止的。就說護士不足的問題，政府重開了護士學校，也在大學加開了幾班，然而問題的癥結卻不在這裏，問題其實在於整個環境。我實地到過幾間醫院去看，如今新入職的護士，即使是做文書處理也有很多錯漏；在醫院裏站不夠十分鐘便聽到四方八面的病人投訴。活在這個環境下的醫護人員，壓力其實很大，新入職的護士更是每秒膽戰心驚。因此，問題的根本並不是人，再如此發展下去，事故只會愈來愈多，而且愈發嚴重。

讀： 相比過去，如今愈發增多的個案，是否代表政府的管治力愈來愈退步？
黃： 這樣說又不太公平，始終殖民地時代的政治環境跟回歸後是兩回事，縱然很多人對從前港英政府的管治讚好，但回看整個百多年的管治歷史，港英政府也曾遇上不少管治危機。其實香港回歸後的十多年間，就恍若當初鴉片戰爭過後，港英政府初接手香港時百病叢生般。關鍵是看政府願不願意面對自己有問題的地方而已；即使一個人病了，也要對症下藥吧。

讀： 特區政府的「病」，就是你在書內提到的「新公共管理」（NPM）政策？可否解說一下。
黃： 「新公共管理」，即是把公務員隊伍徹底精簡，瓦解公務員調控社會的制度，把原本由公務員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民營化、外判化、合同化、績效化等；也把政府的工作從「既掌舵又划船」，轉變為「不掌舵不划船」，由市場無形之手「掌舵」，民間「划船」。

「新公共管理」於七、八十年代已開始在構想，最初在英國、紐西蘭等地開始。這種把營運私人公司的管治方法放在公共服務上的理念，是需要很小心去做的，它是一樣很抽象的東西，放在不同國家也會導致不同結果，不少國家便因而出現過很多問題。雖然「新公共管理」的構思不錯，可是要抽取適合自己的部分來用。

已有三十年歷史的「新公共管理」今天已不再新，政府亦不能再百分百沿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套；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看，我們要因應環境、情況、條件去做詳細的設計和研究，認識自己，度身訂造新的一套。最近有位挪威學者，領頭去將之命名為「後新公共管理」，確認了我們需要一種更加不同的「新公共管理」方法。其實特區政府應該重視這件事，畢竟我們由九十年代開始到現在，跟從英國推行了這麼多年，也是時候去認識和檢討一下，看看它到底是否還適合香港。有很多國家已證實它不適用了，我也從很多個案中看到不適合香港。

讀： 以醫療事故為敘事角度，能夠如何突出你想表達的內容？
黃： 其實這是很好的個案研究，因每每說到醫療事故，一般人只會認為是人為出錯，是醫生護士做得不夠好，人們總會直覺地這樣想。但本書就是要告訴你，這根本不是人為的錯，而是政府不明白如何去管治醫療這個部分，當中帶出了一個強烈對比，讓大家的感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