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地景

本書曾獲美國社會學會1991年度之C. Wright Mills獎

【內容簡介】

本書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導論」包含三章，從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構變遷經驗著手——內在地景和都市地景，說明兩者同時再現並抗拒新市場經濟的抽象化、國際化和消費偏向。

　　第二部分「五個二十世紀地景」，再以一系列個案研究探索去工業化與後工業或服務業經濟之間的變化光譜。案例一是西維吉尼亞州威爾頓的歷史，這同時顯示地方自主性的力道和弱點。若未能連結全球市場，沒有任何傳統產業公司可以存活；加上沒有明顯的政府干預，這些連結就必須透過能汲取新投資泉源的銀行家。別具意義的是，滋養威爾頓的地方支持來自居住或消費社區，而非僅奠基於工作的社區。這點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超越工業生產的新動員形式。再者，若沒有連結在地與全球資本，「拯救」一個地方社區是行不通的。

　　案例二是麥克路斯鋼鐵在工業撤資的情況下，生產性勞動的弔詭力量。麥克路斯鋼鐵遭其主要顧客汽車工業拋棄，顯示城市或公司都無法在缺乏生產工作下存活。債權人的「政治決策」，而非資金成本或比較利益這類「經濟因素」，使麥克路斯鋼鐵缺乏金融機構的投資，生存兩度受到威脅，這種情況唯有透過其他政治壓力才能對抗，而本案的壓力來則自工會和州政府。麥克路斯鋼鐵擔保債權人之間的合作也提醒我們，一切投資都發生於社會脈絡中，對於接管交易或投資債券、房地產和高階消費的偏好，顯示特定的欲望社會化。再者，以正面方式介入麥克路斯鋼鐵的是地方政治、金融和工會菁英的成員，他們無法將投資導引到其他可能關閉的工廠，決定投資方向的是生產的意願。

　　案例三是威切斯特郡顯示地方菁英可以補充國際經濟菁英的決策。企業總部的遷址令當地維持高房地產價值的欲望獲得新的力量，而這得壓抑工業生產。支持這項目標的菁英凝聚力，排除這些工業城鎮裡的非白人、非工會勞工，以及當地民選官員。和麥克路斯及威爾頓相反，引導威切斯特變遷的社會均質抽象意象，排除了既有人口中經濟最弱勢的一群。

　　最後兩個案例是縉紳化和迪士尼世界，顯示從消費角度重組空間的其他情景，它們仰賴文化與經濟之間，以及中產階級消費者和全球企業之間的明顯連結。但這些地方地景也遇到投資、菁英支持和現有人口抵抗所引起的限制。縉紳化和迪士尼世界在任何情況下是否為經濟成長的可行情景，還需要進一步檢視。它們意味金融投資和文化生產的持續互動，而這可能導致兩種方向：服務業更深刻的社會根源與企業對視覺想像的更廣泛控制。

　　最後的「結論」的部分除了總結全書，更提出未來議程的主要焦點應該是公共價值的觀念。在地景的自然與社會力量之間，應該有無可化約的最低均衡。藉由限制開發來保有公共價值也是民主行徑，因為這容許成長由地方控制來節制。因此，公共價值並非無法與自我利益共存。它與私人價值不同，不僅回應市場力量，也反映地方的文化。公共價值保留生產和消費間的均衡，並且發現工作地景是道德秩序的最佳基礎。

　　然而地景具有歷史和文化上的局限，它們總是顯示權力的不對稱。在大部分地區裡，菁英與富人合力排除那些無法跟上市場力量帶來的改良的人。公共價值藉由排除來保障安全，以致地方文化屈服於市場價值。比起在工業地景裡，這在消費地景中顯然是更加危險。公共價值往往受困於私人價值。儘管如此，批評者無法再呼籲勞工階級拯救社會，他們已過度分化並過度捲入消費，無法回應舊有的工業改革願景。也不能指望藝術家和建築師對抗經濟力量，他們也深深捲入市場生產而無法描繪另類出路。籲求地方社區產生變革也是浪漫的想法，地方行動者一點也無法自主（即使曾經自主），雖然意圖保留風土形式，最終卻常令自己緊緊依附權力地景。

從公共價值角度形成議程的問題是它很模糊，無法解決全國層次的議題，也不能處理權力的不平等。然而，公共價值讓我們注意到菁英如何脫離某種資本投資形式而轉移到其他形式的關鍵問題。再者，對於以公民資格而非所有權為基礎的發展目標，公共價值能促進其討論。過去100年來，市場文化強調消費甚於公民資格。但美國與生俱來的民粹主義樂於接受強調地方社區的政治，強調投資要有給公民的社會回饋，而非給持股人的財務報酬，而企業也要有扎根的義務。人們依然希望生活於特定地方。或許，這可以成為開啟另類市場文化的標誌。

【作者簡介】

雪倫．朱津（Sharon Zukin）
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與研究生中心（Graduate Center）社會學教授，出版了數本涵蓋文化與經濟、購物與消費空間、都市發展與藝術、房地產與種族聚居區等議題的書籍。曾獲都市社會學林德學術成就獎（Lynd Award for Career Achievement in urban sociology），《權力地景》一書曾獲美國社會學會頒發之C. Wright Mills獎。

【譯者簡介】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與傳播研究所兼任教授

王玥民
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碩士，現專事翻譯

徐苔玲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社會系碩士

【本書目錄】

圖目錄
謝誌

導論
第1章 市場、地方與地景
第2章 「創造性的破壞」：內在地景
第3章 都市地景

五個二十世紀地景
第4章 鋼鐵鎮：西維吉尼亞威爾頓的權力與自主
第5章 汽車城的鋼鐵鎮：底特律生產性勞動的權力
第6章 工廠與購物中心：威切斯特郡的權力與均質性
第7章 縉紳化、料理與評論階層：權力與中心市區
第8章 迪士尼世界：立面的權力∕權力的立面

結 論
第9章 道德地景

注釋
索引

【精彩試讀】

第1章
市場、地方與地景

「其他使節警告我有飢荒、強奪勒索與謀反，或者，他們告訴我新發現的土耳其玉礦藏、貂皮的好價錢，建議供應有鑲嵌裝飾的刀刃。你呢？」大汗問馬可波羅：「你來自同樣遙遠的地方，但是，你告訴我的只是傍晚坐在自家門階乘涼的人心裡所想的事。那麼，你這一切旅行有什麼用處呢？」
—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社會鉅變同時標誌了結束和開始。在過去二十年的結構變遷中，美國人一直嘗試界定他們的生活中有哪些元素己完全毀滅，而哪些正在形成。迅速從腦海中消逝的是美國支配世界經濟所保證的工業繁榮，以及可以憑藉工作和技能達到的中產階級生活形態，取而代之的是巨大財富、不安及片斷化等其他意象。

很少有城鎮會像紐約維佛利鎮（Waverly），寫信請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為該鎮劃入經濟開發區一事賜福。也只有很少數城市—芝加哥、紐貝福（New Bedford）、揚克斯（Yonkers）—曾試圖利用法律制度禁止公司關閉工廠。大多數時候，如底特律通用汽車公司的裝配線工人及矽谷蘋果的電腦組裝員，則會因工廠關閉、遷移或母公司轉往海外投資而失去工作。更常見的情形是大批白領員工被杜邦（Dupont）和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等大工業集團裁員，不得不提早退休或失業。

四十年前，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談到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時，他想的並非將生存押注在經濟成長的地方社區。他強調的資本主義「基本事實」是一再創新。他指的是新產品、新組織、欲望和需求間的新連結，可以「不停從內部徹底改革經濟結構，不斷破壞舊結構，也不斷創造新結構。」熊彼得承認在資本主義創新的「恆久風暴」下，無力競爭者必須付出代價。但是終結「舊事業」的「衰退、喪失地位和淘汰過程」自有補償，將障礙清理乾淨以供新人崛起。在他的描述下，經濟生活均衡的「循環流動」自有不斷向上（和向下）的社會流動作為對應。熊彼得形容上層階級就像「永遠爆滿的旅館，只不過房客總是不斷更換」，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認為這個意象道盡了典型的美國消費社會。

這種進步意象在經濟成長的戰後時期難以存續。我們知道美國企業必須與更廉價或更精明的對手競爭，企業組織必須全球化以求生存，自動化科技則取代大部分人力。但是為了追求更大利潤而重組生產，卻帶來痛苦的社會代價。能仰賴傳統工業強調的高收入、優良技能和穩定工作的美國人越來越少。區域差異是常見的現象—陽光帶和霜凍帶、城市和郊區、「東西岸經濟」（bicoastal economy）和心臟地帶。不但如此，構成經濟制度的文化理解和社會結構也陷入混亂。今天，勞工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消費，而非生產這個文化所重視的任何東西。工作和社區等公共場域促使個人追求私利。猶如發生於18和19世紀英國的「鉅變」，促使人們遠離社會制度的抽象市場力量，壓過了認同地方（place）的具體依附力量。

這類創造性破壞創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權力地景（landscape）。銀行與其融資的產業相互獨立；企業總部隔絕於旗下工廠之外。城市的財富朝著廣闊區域滲透，而城市內部的中心則沾染一種新的、具侵略性－誘惑性的魅力。不但如此，地方還鮮明地劃分為消費地景和荒廢地景。那些男男女女還在產製維生所需的實體產品，亦即屬於生產經濟一環的地方，都是輸家。這些地方在服務業經濟中苟活下來，但缺乏收入和聲望，連靈魂都屬於銀行家和政客所有。反之，那些與不動產開發、金融交易、演藝娛樂（移動錢與人的行業）有關的地方則欣欣向榮，在這裡，消費者的愉悅掩飾了掌控集中式經濟的韁繩。有些人認為，這些轉變是所謂去工業化的衰退和去中心化的一部分。其他人則將此視為高科技、後工業社會的證明。但這些詞彙都無法描繪同步發生的經濟形式的發展和衰落，也無從傳遞當地面在我們腳下移動，更高大的建築物卻持續升起的意涵。

20世紀末的經濟和文化地景不但樣貌多元，而且不斷改變。熊彼得曾說，經濟要素並不足以解釋制度變遷，我則追隨他的看法，將地景視為一種創造性破壞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產物。由於受到經濟歷史學家卡爾．博藍尼（Karl Polanyi）影響，我將地景界定為市場和地方之間的脆弱妥協。追溯權力地景中的社會地理，會挑戰對市場根深柢固的信念。市場代表自由流動及客觀判斷，是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以迄雷根（Reagan）的美式生活印記。市場強調賺取（earning）而非給予（giving）或拿走（taking），滿足了美國對於某種獨特社會平等形式的道德渴望。但諷刺的是，誠如市場文化最終從美國輸往世界各地，它也對地方的文化價值造成最大威脅。

市場與地方的分離

市場和地方之間的對立，實際上可追溯至現代市場社會形成之初。博藍尼探討有關17 世紀英格蘭圈地運動的各項爭論時，發現都鐸時期（Tudor）的貴族十分清楚「仕紳」（gentleman）的「改進」渴望及「窮人」的「居住」目標之間有所矛盾。博藍尼指出，英國貴族早已料到，需「以社會離亂為代價來達到改進目標」，而此代價大部分得由貧農及其家庭承受。但他認為，1670年所描繪的居住和改進之間的對比，「也暗示了」保護人們扎根的地方，免於市場生產的夷平力量的「悲慘必要性」。

當然，市場和地方向來交織緊密。究其起源，市場既是確實的地方，也是象徵性門檻，是「社會建構的空間」及「文化銘刻的限制」，卻包含跨越邊界的遠距交易，以及處於社會邊緣的商人。但是，市場與地方社區的緊密關連無可避免。不論在封建時代或其後，地方市場總是占據特殊的位置和時間，通常是在節慶日的教堂前方。其互動的密度及交換的商品，提供地方社區的社會再生產（亦即其做為社區的存活）所需的物質和文化工具。至少到17世紀，英格蘭的市場都還是「一個時空中的島嶼，一個特定地域的對抗、互助和團結會週期性地受到限制，並鍛鍊成簡單或小商品生產之社會和文化母體的門檻」。很明顯的，市場和地方這兩個社會制度相互扶持。

最能清楚說明這點的，莫過於市場實踐對於「地方感」的時空作用。18世紀歐洲的大城中，市場界定了街道和地區，以及日常生活節奏。「光是巴黎的市場和野味小市集、谷地碼頭（Quai de la Vallée），就能寫成一整本書」，布勞岱（Fernand Braudel）表示：「可以寫來自果尼斯（Gonesse）麵包師父的每日拂曉攻擊；每天半夜時五六千名半睡半醒的農夫趕著貨車，『帶來疏菜、水果、花卉』……樓上僕傭的耳朵早已習於解讀各種嘈雜聲，才不會在不當時機下樓。」

但在19世紀以前，市場交易並未創造出一種與特定地方分離的文化。兩者的分離最早出現在勞動市場。法國革命後的幾十年間，獨特的企業家角色概念逐漸形成。僱主認同企業主義後，最先用於削減生產成本的方法，包括將生產由家庭勞動或作坊生產，轉變成按件計酬生產，並在不同勞工群體中不斷來回更替。家庭勞動是在一個熟悉的環境中工作，通常使用自己的工具和材料，勞動者往往具高度自主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企業家也是被剝削者，考量的是產品而非生產。但在1815年到1900年間，僱主的訴求與勞動者的反訴求，逐漸開始附和市場力量獨特的量化修辭和象徵語言。

從那時起，市場不再內化地方。相反的，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中，地方開始經歷一段漫長且痛苦的內化市場文化過程。由伊利諾州的蒲門（Pullman, 1880年）和印地安那州的蓋瑞（Gary, 1905-8年），到法國的勒克魯索（Le Creusot）和德卡茲維（Décazeville）等新建工廠城鎮（factory town），代表市場規範下社會－空間結構化的極端案例。他們建立一個因應工業資本家需求的社會體制，替勞動力儲備提供住宅，使勞工長期附著於僱主。僱主的全副心思都在如何善用工廠的固定資本，以滿足國內和世界市場對其產品與日俱增的需求，並確保擁有足夠技能以操作複雜機器的勞工來源。這些城鎮的擘劃者在蓋學校、商店和醫院之前就先招募勞工，藉以反映勞動市場條件。他們還根據勞工的技術水準將住宅分級，強制勞工居民力行節制及符合道德水準的家庭生活。居住在這種空間中意味著屈從於工廠控制：不同於城市裡的自由勞動市場，工廠城鎮提供僱主一個受其控制的勞動市場。

為達到這個目的，僱主訴諸道德教育理論、衛生系統及都市設計策略，藉以建造一個勞工聚集地，但免於大城市環境的社會亂象，包括性放縱和缺乏監督的社交活動。僱主相信對市場規範的反抗，只會發生在都市勞工階級社區。擁有工廠城鎮的企業提供公共建築和私人住宅、各種公用設施，以及工廠和城鎮運作的秩序規則，以家長式領導試圖創造一批「溫順平和的群眾。這些被馴養的人就像一群蜜蜂，而礦業城鎮就是他們的蜂窩。」

整個19世紀，有兩種矛盾過程並置了市場與地方。一方面，僱主安排生產，以便利用臨時勞工（遷至工業城鎮的移民和「露宿」或寄居城內的季節性勞工）與牢牢依附工廠，由技能熟練的工匠組成的固定勞動力。另一方面，勞工參與社區生活，渴望讓自己的文化模式社會化、組織和制度化。當僱主嘗試改變工資的慣有基礎或單純減少工資時，通常會利用一群勞工對抗另一群勞工，他們對勞動市場的操縱有可能威脅特定地方的凝聚力，造成分裂。

多年以來，專業經濟學者對勞工應該附著於工作地點還是自由流動，看法頗為分歧。兩個多世紀以來，意見隨著各種實務、理論和道德關切而轉變。亞當斯密著名的古典觀點認為，惟有能在工作間自由移動，勞工才能找到「最佳」價格。然而 19世紀時，工廠城鎮規劃者的論述顛覆既有觀點，盡可能加強勞工與工作的附著關係，能使僱主能擁有最大控制權。但經常使用移工和外來勞工，又在實質上承認了勞工的移動性。

20世紀初，經濟觀點再次擺動。經濟學家建議重新將勞動力附著於工廠，反映了僱主對勞工異動成本的關切。但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資本投資流向新的區域，他們的看法再變，重新贊成勞工移動。這種觀點持續到1970年代，經濟學家才又開始鼓吹將勞工附著於工廠。僱主這次建立內部勞動市場，使勞工的整個就業生涯不斷在同一公司的各種工作間轉換。觀點轉移有部分是權威關係，以及社會和經濟成本等更廣泛共識的結果。隨著1970年代出現反對勞工移動的專業觀點，社會對於根據財產權來強化制度重新燃起興趣，對失業的容忍度也日益增加。
到了1980年代，

新古典主義的觀點再度支持勞工移動。僱主致力於縮小公司規模、降低過剩產能，並將工作由某個地理區轉移至另一個，這都得將勞工和公司分離。商業文獻讚揚勞工「彈性」，而制度手段的設計旨在促成自願和非自願的分離。

僱主藉由改變退休條件和退休金福利，建立外出勞工就業安置服務，並且贊助無就業能力者再訓練的社區計畫，擺脫了其大部分勞動力。最好的狀況是像IBM，僱主會提供機會，讓技術精良的員工轉移至其他地區的工廠或辦公室，通常會在過程中變換工作。然而，絕大多數員工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當西屋公司（Westinghouse）關閉該公司幾年前在康乃狄克州收購的一家高科技公司旗下的機器人作業部門，並將部分工作轉移至匹茲堡時，210名工人中只有50人得以隨著工作一同遷往匹茲堡。

面對僱主的利益轉變，經濟學家嚴重分歧，各自立場鮮明地擁護新古典主義觀點或新自由主義觀點。部分專業經濟學者和政府官員贊成「可攜式退休金」（portable pensions），並提供減稅優惠，給自行儲蓄費用再訓練甚或轉換工作地區的勞工。其他人則主張政府應更積極的干預貿易政策，以及規範結束營業前應給予員工預先通知的最短期限。這可不是個小問題。從1981年1月到1986年1月止，共有超過500萬美國勞工因關廠、業務緊縮或裁減職務而失業，這些勞工如研究者所言，與其僱主有「顯著的附著關係」。

有趣的是，這些改變對高階主管及失業勞工的衝擊程度並不相同，前者享有優渥的離職條件，可以提早退休，後者則僅能依賴短期失業救濟。這種分離現象對於不同類型社區的影響也有類似差異。如同所有白領職員，高階主管的居住地區通常包含不同行業的人。但是，工人則大都住在個別公司和產業集中的地區。因此，當工廠、公司或相關業務的顧客和供應商網絡裁員時，他們居住或購物的社區就跟著一蹶不振。主管居住的社區享有經濟基礎多元化（包括居民的股票持有及就業）的緩衝保護。另一項差異則涉及不同勞動力群體地理移動性的高低傾向。在所有工業社會中，專業和管理人員的移動性往往高於勞力工作者。因為這些原因，市場變動的影響程度，在勞工居民集中的社區，高過大多數中上階級和上層階級居民的社區。例外狀況主要發生在如底特律、休士頓或紐約州的羅徹斯特（Rochester）等地區，這些地區歷來是由單一產業或公司支配——汽車城的三大汽車製造商、遍及整個西南部的石油產業，以及羅徹斯特的伊士曼柯達——可以將產品和利潤週期強加於所有周邊社區的生活循環中。

市場和地方的對立雖然具有眾多結構性因素，而且會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中持續下去，但是社會菁英能夠扭轉情況，消費組織則可以降低衝擊力道。

地方企業及地方政府對地方社會制度的生存越來越重要。州政府及其商業部門積極介入企業再結構（restructuring），尤以中西部最為明顯。他們努力對外招商，吸引外來投資，俄亥俄州、田納西和肯塔基等地的新汽車組裝廠甚至學習日本禮儀。在各州內的區域層次方面，地方政府官員將反對關廠的社區抗議，轉化為新的、具有提升收入能力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賓州靠近匹茲堡的莫農加希拉山谷（Monongahela Valley），由教會支持、抗議鋼鐵廠關閉的普世聯盟，逐漸轉型為區域發展委員會，並發行工業發展債券。

經濟菁英中，波士頓的主要企業籌組一項計畫，保證該市成功進入大學的高中畢業生都能獲得助學金，完成學業後也將提供就業機會。根據另一項較早也較單純的方案，稱為「波士頓契約」（Boston Compact），十四所公立高中的畢業生都能在當地企業獲得一份低階工作。近年來，在全國企業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f Business）的支持及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和民間企業資助下，阿布奎基（Albuquerque）、辛辛那提（Cincinnati）、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曼菲斯（Memphis）、印第安納波里（Indianapolis）、聖地牙哥（San Diego）和西雅圖等地，也開始制定類似計畫。雖然這些努力並無法帶來結構性轉變，卻有助於緩和市場力量對地方的衝擊。

消費組織也能減緩市場和地方的對立。失業勞工經常以提供服務代替付現。與親戚一起分擔也可以減輕經濟壓力。不過，在擴張期的經濟中，男人和女人可能會因為還「買得起」生活消費品，忘了自己的市場地位並不安全。便宜的價格、信用制度，加上將個人購買合理化的意識形態，使大量消費成為20世紀中期以降福特主義生產系統（裝配生產線、工會化勞工、政府福利保障等）的一大支柱。在那個時期，汽車、房屋和電視的銷售量劇增，新的消費社會應運而生。

買屋或租屋或許是最重要的消費手段，而且也必定是大多數人一輩子最重要的花費。但擁有住宅也籠罩自主和依賴的矛盾氛圍。一方面，頭上有片屋頂，周圍還有一小塊土地，代表毋須再看房東臉色，也不必寄宿在親戚家。另一方面，掃地出門的命運現在繫於銀行或抵押債權人手中，定期還款則意味必須擁有穩定的工作和存款，還有最重要的是固著在地方上。擁有住宅也指出了投資和消費的關係。過去 40年來，購置住宅除了是確保有棲身之處的傳統方法，也成為參與土地增值大獎賭局的門票。不過，根據研究波士頓地區住宅所有權歷史的學者表示，擁有一個家可能是種「昂貴的資產」。它隱含的社會流動長期而言可能只會帶來「貶值資產的積累」。不僅如此，短期而言，由於購買和維護住宅的成本可觀，一個人在住屋市場裡的地位會塑造他或她進入勞動市場的條件。

住宅自有是將經濟生產聯繫上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制度。它也連結了生產手段和消費手段。當房貸利率上升或住屋市場緊縮時，其變化將影響個人在住宅、勞動和資本市場的地位。住宅自有制度可能會強調穩定性或著重於缺乏移動性，視這些相互關聯的影響而定。就這層意義而言，它代表市場和地方的文化妥協。

【群學出版之C. Wright Mills獎好書】

1967 《泰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 by Elliot Liebow

1977 《公司男女》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by Rosabeth Moss Kanter

1989 《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by Douglas McAdam（即將出版）

1991 《權力地景》Landscapes of power :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y Sharon Zu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