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信札

　　《波斯人信札》（1721）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小说。该书一出版便取得巨大的成功：当年就出了四版，印刷十来次，还有若干伪版，并立即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孟德斯鸠靠着这部处女作，从一个外省法官，跻身巴黎上流社会，出入著名沙龙，于38岁就摘取了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桂冠，得到了法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荣誉，这一切应归功于该书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　　　　《波斯人信札》这部书信体小说继承了法国笔记文学的传统。这种文学体裁虽有结构松散的缺点，但却可自由选择主题，组合素材，剪接文字，铺陈事实；可以蓦然而来，飘然而去，戛然而止。但孟德斯鸠与前人不同，或者说，胜于前人之处，在于此书融传奇与哲理于一体，虽无拉伯雷《巨人传》的想象丰富，恣肆汪洋，诙谐生趣，却以虚构影射现实，用事实晓喻真理，借荒诞以娱众，寄覃思于诡谲，情节离奇，文笔幽默，叙事简洁，说理明晰。孟德斯鸠说：“此书出版时，人们并没有把它视为严肃作品，它其实也不是严肃作品。”（《〈波斯人信札〉说明》）正是这种寓庄于谐的风格，令人常读不厌，而又不至于锋芒太露，授人以柄。另一方面，小说适应了法国人在路易十四去世后，寄望变革而对摄政时期的改革又感到失望的心情，反映了启蒙运动初期人们要求重新认识现实、寻求真理的躁动心态，同时满足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的扩张，人们对东方的猎奇心理。这一切，作者通过塑造主人公郁斯贝克而表现出来。郁斯贝克一方面在巴黎宣扬理性的批判，揭露虚假的价值和虚伪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波斯，对自己的后房妻妾，实行最无理性、最无人道、最虚伪的专制。有的评论者把《波斯人信札》中的巴黎见闻与后房故事割裂开来，认为全书不存在统一性问题。其实，该书的统一性和把全书联系起来的“秘密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条人们觉察不到的链条”（孟德斯鸠：《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想法》），就在于贯穿其中的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正体现在郁斯贝克的两重性格上。作者以郁斯贝克和里加等人在巴黎的所见所闻，所发表的言论，批判了法国当时的现实，笔锋所指，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无所不及，给我们展现了一幅虽嫌零碎、但却发人深省的社会风情画。与此同时，作者又以郁斯贝克对其妻妾的残酷迫害，批判了当时波斯的风俗。即使如某些人所说，作者写后房故事只是“为了给沙龙消遣，为了解闷”，但当作品发表之后，这故事便独立于作者的意志之外，以它自身的力量去感动人，启迪人。正是这种批判精神、这种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奠定了《波斯人信札》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当然，《波斯人信札》对法国现实的批判是无伤大雅的，人们完全可以接受，而事实上也接受了，孟德斯鸠在法国上流社会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伏尔泰的命运就坎坷得多。尽管他的作品受到公众的欢迎，但却不容于宫廷，不容于教会，他本人五次被放逐，两度入狱，直至52岁才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另外还要看到，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伊德在其《东方主义》中指出的，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无论是在学术著作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严重扭曲了所描述的对象。《波斯人信札》中所介绍的东方的人情风俗，无论是波斯、印度，还是莫斯科维亚，都是出于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孟德斯鸠以虚构的东方来批判真实的西方的不合理性，可这种批判仍未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由此人们不免又想把孟德斯鸠跟伏尔泰作对比。伏尔泰在其名著《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中，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大洲，介绍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但他总是以“称赞的口吻谈到除犹太人以外的非西方的民族”（梁守锵：《风俗论·译者前言》）。看来，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是稍逊于伏尔泰的。但是，尽管孟德斯鸠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的《论法的精神》，可《波斯人信札》毕竟是启蒙运动时期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开启了理性批判的先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波斯人信札》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先是由林琴南以《鱼雁抉微》为名译成汉语，1958年有罗大冈先生的译本问世。拙译参考了罗本，并继承了其中的某些传神之笔。译本根据的原版为Librairie Generale Francaise的版本。“序言”、“原注”和“评论”系乔治·居斯多夫所作，译者对“评论”作了删节。此译本得以出版，还得到Gui DURANDIN教授、Jean-Luc DESCAMPS先生、Andree BERJAOUI夫人、Maurice GAUTHIER先生和Louis DEPAGNE先生的大力帮助，提供插图和资料，译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