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院士、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曾這麼形容耶魯大學歷史系專治中國史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史景遷當然不曾寫過這麼一本“電話簿當代史”，但是從許倬雲教授的比喻中，不難了解史景遷說故事的功力是如何高超。

而這種說故事的能力，乃是成為優秀史學家的必要條件之一，也往往是一種天分，而史景遷就有這種本事，能埋首在故紙堆裡細心排比資料，但也能跳脫到宏觀的角度，從世界的大格局來觀照中國歷史，兼顧考證、敘述、分析、綜合與理論各個層面。這本《追尋現代中國》就是最好的例證。

史景遷有非常清晰而強烈的問題意識，這從原書名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就可看出。史景遷的問題是：如果有“現代中國”這回事的話，那麼這個名詞可以回溯多遠而仍能成立？在這個基本層次上，史景遷所思考的問題可說和已故史學家黃仁宇相當接近，因為黃仁宇的主要關注點正在於把中國和歐洲歷史相對照，思索為何歐洲式的資本主義沒有發生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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