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seeker Male. Toronto, ON, Canada

這本書把ABC的複雜情結，對外表的在意，對美國文化的認同，還有他們現實生活的寂寞、挫折與趣味，和中國的神話故事揉合起來，造成一種獨特的混合。既夾雜中國文化神韻，流行的中國功夫，也突顯洋人眼中那種中國人的刻版形象，傳達呼之欲出的種族歧視與認同的困厄。把那些在美國生長的亞裔鮮明的困擾，和他們深層的意識，用詼諧手法表明出來。

主人翁特別期盼將來能像變型金剛那樣，成為一個Transformer，而最擅於變形本事的神話人物，就是能七十二變的孫行者。所以漫畫穿插了西遊記中孫行者的故事，讓這位善變者和主角Jin Wang交錯出現，甚至來到主角生活的現場，讓主角受窘至深。讓似乎兩條無關的軸線交會ㄧ起，這種揉合的方式表現了ＡＢＣ的渴望，也讓洋人見識中國神話的傳奇，展現作者最有趣的創意。

這本《American Born Chinese》漫畫不若《Persepolis》那樣著重回憶，呈現出那麼多痛苦沉重的描繪，但它們都是藝術家成長的故事。同情與理解，是所有成長不可缺乏的歷程。漫畫是新世代人類最容易接近的文類，但表現深度如何，還端看作者的創意與呈現的手法。如今《Persepolis》更上一層樓，改編成電影，訴諸更廣大的觀眾，勢必引發更多的共鳴與理解。這也是對東方神秘文化進行解碼的途徑，漫畫的方式讓遙遠的讀者拉近了距離，就像音樂那樣，國境、文化與語言的阻隔，在漫畫面前也會逐漸崩解。

學生時代我曾讀過吳魯芹先生撰寫關於文人相知相惜的故事，心裡頗喜歡。然而這種狀態頗為稀有，文人彼此之間的輕視似乎更加普遍。也許有時候公開時不說，但私下卻是大放厥詞。我手上這本書《Fighting Words》蒐集了諸多當代西方作家及文人對他（她）們同行尖酸刻薄的評論 ，稱之為毒舌派一點也不為過。除了目睹他們對同儕的藐視排擠，也讓我們見識了他們自身的傲慢。這似乎是人之常情。恃才傲物，文人相輕，不 是中國文人的專利，洋人不論大師或有點才氣的文人，抨擊起對手， 口下筆下毫不留情。甚至有些文人打起筆仗，從朋友反目成仇在西洋文壇上還真不少。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Edmund Wilson及Vladimir Nobokov，雖然他們晚年已有和解，但他們彼此交惡的公案還是令人嘆息。

• 讓我舉幾個書中的例証給大家瞧瞧，就拿美國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兩位大師 ：海明威及福克納為例，以下這兩句話是他們對彼此的諷刺：

＂He has never been known to use a word that might send a reader to the dictionary.＂

＂Poor Faulkner. Does he really think big emotions come from big words?＂

這兩句話恰好鮮明顯示出他們二位彼此不同的風格，一個用字簡潔，一個實 驗性濃厚而複雜。所以福克納認為海明威用字膚淺，讀它的東西連字 典都不必查；而海明威當然對自己十分肯定，他譏諷那個嘲笑他的自以為用字深奧就可創造意境。

Carson Mccullers評價自己時，對他們兩位都有意見，她說：• ＂I have more to say than Hemingway, and God knows, I say it better than Faulkner.＂
• 她的才氣創意，讀者有目共睹，但是傲慢自恃也是如假包換。

讓我再舉個例，也是對福克納的評判：
＂Even those who call Mr. Faulkner our greatest literary sadist do not fully appreciate him, for it is not merely his characters who have to run the gauntlet but also his readers.＂

上面這句話果然毒辣，評論者叫Clifton Fadiman，讀者可能讀過或聽過他的著作，以前新潮文庫曾經出過他著名的《一生的讀書計畫》(Lifetime Reading Plan)。我想不習慣現代小說的讀者可能體驗過某些艱難的過程 ，就像讀王文興《背海的人》一樣聱牙難耐。大概Fadiman對福克納的文風，及他故事裡痛苦艱澀的狀態感到十分不滿。所以他說不只故事的角色得忍受夾道鞭笞的刑罰，連讀者也得接受同等待遇。他可能說出一點一般讀者的熬煉，但措詞也未免缺德了些。

有些作家的評斷直率且毫不掩飾，也不拐彎抹角。例如王爾德(Oscar Wilde)就經常如此：“There are 2 ways of disliking poetry; one way is to dislike it, the other is to read Pope. ”這裡的Pope就是Alexander Pope。王爾德的話就像台灣的廣告，斯斯有兩種，言簡意賅，卻犀利十分。他對Henry James也沒好評：” Mr. Henry James writes fiction as if it were a painful duty.” 我相信有些作家對他人之所以嚴苛，除了文人相輕的通病，和自己的個性大概也有關係。再舉個例，他對一位作家的評論：＂He leads his readers to the latrine and locks them in.＂意思是這位作家的東西臭不可聞。

王爾德對自己的評價倒是鼎誠實的：” It is curious how vanity helps the successful man and wrecks the failure. In old days half of my strength was my vanity.“一個企求掌聲與名望的人知道，那種虛榮既使他備受矚目、贏得掌聲，同時也可能讓人身敗名裂，王爾德日後的羞恥大概使他深有體悟。

維達（Gore Vidal）也是一例，他和卡波提(Truman Capote)有過多年的恩怨。他對索忍尼辛的評論也是十分歹毒：“He is a bad novelist and a fool. The combination usually makes for great popularity in the US. ”梅勒(Norman Mailer)也是，他對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Jack Kerounac，如許評價：＂That’s not writing-that’s typing.” 這種又短又毒的提法，倒是有點像廣東話的廣告「又平又靓」一樣響亮。

麥卡錫女士(Mary McCarthy) 也是個鮮明的例證，之前我在吳魯芹的《英美十六家》裡就讀到這個故事。她曾經是Edmund Wilson的妻子，也是宗派評論的一員。有一次她在電視上接受訪問，曾對Lillian Hellman說過一句非常激烈的惡評，日後還因此吃上官司，纏訟多年：” Every Word she writes is a lie; including and and the.”當然這種提法表明他們多年的恩怨，日後研究的人也證實Lillian Hellman在她的回憶錄，捏造了一些東西，包括一個重要人物，也就是說她以虛構人物來裝填回憶，而這個故事日後還被改編成電影。即便如此，她的評論仍然過頭，她為此付出不少代價。

還有一個辛辣人物孟肯(Ｈ. L. Mencken)，我印象中李敖很欣賞他。從他的自述看得出他是個如假包換的毒舌派：”I never listen to debates. They are dreadful things indeed. The plain truth is that I am not a fair man, and want to hear both sides. On all known subjects, ranging from aviation to xylophone-playing, I have fixed and invariable ideas. They are not changed since I was four or five. “他對自己熟悉的領域已經都有定見，所以若有人不合他的意，他的評價當然也不會客氣。所以這號人物必然樹敵甚多，對他有意見的人認為他病情深重，無藥可醫：”H. L. Mencken suffers from the delusion that he is H. L. Mencken. There is no cure for a disease of that magnitude. “。

有的作家認為自己的著作獨樹一幟，無人能比，他們對別人的評論不一定毒，但自我肯定之餘，有時也透露點酸氣。例如濟慈(John Keats)談到拜倫：”You speak of Lord Byron and me. There is this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us. He describes that he sees, I describe what I imagine. Mine is the hardest task.”當然他的成就有無超過拜倫，評論家會有公斷。

史坦因女士(Gertrude Stein)談到James Joyce的《Ulysses》的時候說“Do not forget my first great book Three Lives was published in 1908. That was long before Ulysses. But Joyce has done something. His influence, however, is local.”但很殘酷的是，現在美國書店裡很難找得到她的書，除了專門研究文學的人，或文學的選集之外，她的讀者可能非常稀少了。當然讀《Ulysses》的人，也可能像E. B. White一樣，大概只花了二十分鐘左右，就讓這本書壽終正寢了。因為這個文字佈置的迷宮，一下就叫人失迷不知去向。

或者像納布可夫：＂James Joyce has not influenced me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雖未小覷Joyce的成就，但肯定自己一點不受其影響。這還是客氣的，他對其他人就不是這樣了，他的口氣就相當狂妄而溢於言表了：“Many accepted authors simply do not exist for me. Their names are engraved on empty graves, their books are dummies, they are complete nonentities insofar as my taste in reading is concerned.＂那些大眾普遍接受的讀物，對他而言是無足輕重的東西。文學終究很難像相對客觀的科學數據，見解和品味總是十分主觀的，這大概也是作家睥睨他人的原因吧。

八九民運前後，我幾乎天天盯著電視螢幕，注視天安門的各種動態。有天電視上傳來伊朗領袖柯梅尼去世的消息，我心想這則消息應當是意義重大，影響深鉅，但當時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天安門，它的重要性就這麼硬生生被削弱了。要到這幾年，有機會讀近代波斯的史事，才對柯梅尼政權帶來的衝擊逐漸明朗。尤其最近讀《在德黑蘭讀羅莉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得以更清晰。

作者在第二段落討論Gatsby(費茲傑羅的小說)的段落，透露她的身世，她系出名門(父親在革命前曾擔任德黑蘭市長)，卻天生叛逆。十三歲離家，經過十七年留學生涯，先在英國，再到美國，就在七九年革命赤焰騰空，許多人倉皇逃離伊朗時返回家園。伊朗革命一開始就洋溢著反美情緒，她描繪初抵機場見到的搶眼標語：「美國去死！打倒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美國是我們的頭號敵人！」。她也和許多對革命充滿期盼的人一樣，「只求毀掉舊制度，卻沒考慮到後果」。他們推翻了一個親美的腐敗政權，然而自由快樂並沒有隨之而來，結果適得其反。

柯梅尼掌權不久，以往平民享有的權利與自由，逐漸被剝奪緊縮，知識份子喪失發言還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許多文學書籍成為禁書。尤其是女性，除了失去舊日享受的權利，當權者還對她們進行更深的壓迫。女性必須穿戴黑色罩袍，頭髮不能外露，不准化妝，不准奔跑，隨時有道德警察監督巡邏。可以想見，壓抑處處，無論有形無形，步歩緊逼。不受管束，就受到盤查訊問，除了監禁就是鞭刑。

書一開頭作者就事先聲明：「書中人物與事件街經過變更，主要是為了保護個人安全，避開審查官的虎視眈眈。和避免相關人士閱讀後對號入座，利用他人的秘密填補自己的空虛並藉此發跡。」然而，有心人若真要追查，要對號入座並不困難。這在許多極權統治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先例。事實也顯示1997年Nafisi離開伊朗後，改革派總統卡達米（Mohammad Khatami）上任，Nafisi書中所描繪的嚴酷封閉狀態，已經大體鬆動。伊朗女性不再需要為口紅、罩袍進行聖戰，她們反而擔心世人仍然保留舊日的負面形象。

本書探討了四個主題，主要是兩本小說(Lolita, Gatsby)及兩位小說家(Henry James, Jane Austen)。作者出於抗拒壓抑的閱讀探索，提供了觀察與抗衡的參照。小說藝術雖也有社會功能，但終究不是為了解釋現狀，但在作者及她的學生所處的特殊時空，小說營造構築的世界竟也展現出奇境，讓她們找到對應，成為她們思索、觀察人生的參考。就好像她們閱讀《Lolita》，常能從伊朗現實對百姓的壓榨，找到Humbert剝削Lolita 的實例，作者舉證歷歷，言之成理，因為這種實例在當時當地俯拾即是。

極端的伊斯蘭政權除了剝奪他們原享的自由，也讓他們陷入長達八年痛苦的戰爭，戰爭結束一年不到，柯梅尼去世。彷彿他是為此存在、催生的領袖。1980年九月23日，在毫無預警的狀態下，兩伊戰爭爆發，一直到1988年七月底結束。Nafisi這麼說：「在那八年的歲月裡，我們的一切際遇和人生走向，多少都受戰火波及，這不算世上最嚴重的戰禍，但仍造成一百多萬人傷亡。」

戰爭發生之後，接下來因為Nafisi拒絕穿戴罩袍，像當日許多不願接受教條的知識份子，她因而失去大學教師的資格。她一時失魂落魄，彷彿失去形體的隱形人，她沒有選擇離開伊朗，卻將生存的角落轉變為避難所。嗜書，成為她逃避的方式，也成為一種抵禦暴政的方式。日後她參與一個讀書會，非由她日後主導閱讀西方小說的小組，而是研討古典波斯文學為主，她形容那種玄妙之境：「我們輪流朗讀，文字先漂浮上空，再像一層細緻的霧氣降臨我們，撫觸我們所有的感官。」她一面讚嘆波斯文學美妙精湛的語言，一面懊惱波斯文化與傳統受到伊斯蘭全面的侵略壓抑。我們在Marjane Satrapi所著的《Persepolis》，也看到同樣的喟歎。作者也是從這個讀書會開始，進入寫作的生涯。

本書最具創意之處，就是它回溯作者生平的起伏跌宕，交織大師的真知灼見，是回憶錄，又是文學評論，也是政治批判，呈顯作者對壓抑與奴役的反抗。書中讓我們目睹教條如何扭曲人性，恐怖政治遍佈凌遲，苦悶青年的種種掙扎，也透露閱讀如何使她們甦醒，讓她們質疑、挑戰現實的不公。書中的人物，無論正反，經常成為照映現實與虛構的鏡子，虛實交替，如同電影的蒙太奇，作者在期間穿插引線，手法新穎。書中的世界雖是想像，卻突顯現實的荒謬，現實也證實想像的超凡，有時候真相比起想像還要更富戲劇張力。這兩者交換切溶，讓我們分不清虛實，充分顯示了作者高明的調度。

閱讀既啟迪她們的心智，也引發激昂的辯論。小說中的對話，轉到現實經常是純粹意識形態的對抗，年輕人中仍有不少死硬派。但許多人透過閱讀，使她們直接參與了群體的精神抗暴，抵禦極權的奴役。這些年來我常在媒體看到伊朗的異議者發聲，也許在廣大的伊斯蘭世界，伊朗向來就有抗暴的精神傳統。抵抗精神的勃興，讓更多異議者甘冒生命危險，抵禦封閉壓抑的政權，勇敢發言，爭取民眾與婦女的權益。這也是由於伊朗人民歷來嚐過自由的滋味。

透過閱讀，無論是私下的讀書小組，或者大學裡選讀的課程，在在都讓閱讀者見識多元聲音的喧嘩，成為抵抗一言堂的秘密武器，雖然過程中遭遇各類狂熱份子的批判抵擋，但那些辯論洽號形成教育的過程。 Nafisi說：「我們讀過的每一本傑作都成為對統治者意識形態的挑釁。這些書知所以成為潛在的威脅與敵意，不僅是因為它們的內容，更因為敘述的方式和對真實生命與虛構世界所採取的態度。」閱讀使得那些備受壓抑的男女知道西方帝國主義，並非他們腦袋裡認知的世界。在空襲的夜晚，Nafisi閱讀Henry James，轟炸的恐怖雖然遍佈，但閱讀的體會卻深富意義。她體會到：「這些閱讀經驗使我對小說的起源產生好奇，後來更領悟到小說的架構基本上是具民主性的。」，意即小說裡對話的駁雜喧嘩，傳達了民主的真諦。

作者強調的多元聲浪與對話，正是極端伊斯蘭世界普遍的缺乏，所以閱讀那些小說對話最能暴露其內在的缺欠：「《傲慢與偏見》最奇妙的一點是，它具體呈現出豐富多元的聲音，其中有許多不同形式的對話，包括多人之間的對話，兩人之間的對話，內心的對話和書信的對話。所以的張力皆透過對話創造出來，也透過對話化解於無形。」所以Nafisi讓小說人物上審判台，讓學生們輪番公審，無論你站在哪個角度眼光，持何種意識形態。對話最能表明我們深處的想法，正如聖經所言「心裡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Azar Nafisi女士在討論Henry James的篇幅中，有件事讓我深感興趣，她提到Henry James晚年一個巨大的變化。向來他寫作的興趣與焦點都是純粹的藝術，這也是他令人難懂的原因。但是他在世最後兩年的時間，卻積極涉入第一次大戰。他年輕的時代，目睹美國的內戰，由於他的兩個弟弟都參與戰事，使他免受徵召。Nafisi這麼說：「心理上，他藉著閱讀與寫作和戰爭保持距離，他之所以熱烈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或許多少是為了補償上一次戰爭時自己置身事外。」戰爭期間，他探訪傷兵，為難民募款，還使用它最熟悉擅長的兵器，以文字撰寫戰爭文宣。也許這個轉變讓他毀譽參半，但我反而覺得這是一個藝術家該盡的良心職責。

從作者回溯的時空，我們得知伊朗在柯梅尼掌權期間，資訊封閉。因為在柯梅尼生命晚期，遙遠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消息，書中完全沒有提及。他的死亡，舉國哀悼，全國都配合哀傷的氣氛，作者耳聞一些不幸的消息，就在他的出殯日，造成許多傷亡。就像史大林，像許多獨裁者的死亡一樣。他們的死總會引發不少無辜的死亡。Nafisi對此的評論冷靜而尖刻：「他如同所有偉大的神話創造者，試圖以他自己的美夢建立現實，到頭來和Humbert一樣，造成現實與夢想玉石俱焚，除了罪惡、殺戮和折磨外，如今我們還得面臨最後的屈辱 ─扼殺夢想。然而他這麼做卻得到我們全面的配合、同意、共謀。」

戰爭結束，獨裁者死亡，雖然表面歸於平靜，但往日以仇恨惡毒之名所撒的種子，仍待時日才得發散，那些猙獰的後遺症還需時間醞釀，才得以爆發。Nafisi記述一次校園裡發生的事件，一位狂熱的伊斯蘭份子，在激昂的革命口號之後，引火自焚，引起校園一陣騷動。革命結束，戰爭消退，但這位狂熱的青年人似乎無法接受這些事實，他以自絕結束幻滅。自焚者正像許多極權主義風行草偃的時代，那些投身革命的青年一樣，熱烈響應領袖的號召，捍衛使命，效忠領袖，然而狂熱在他們身上留下諸多履痕。這些情節在Nafisi的描繪下，竟帶著點超現實的意味。

1997年七月24日，作者舉家離開伊朗。書中鋪陳的故事、人物、情節，都屬事實，但都不可避免染上點虛構的色彩。無論她所呈現的伊朗，今天還存不存在，那個每週四的閱讀小組，已經形成一個典範，既是抒發啟迪，也是探索抵抗的典範，至少那七位女性的哀樂，已足以在讀者心裡留下印記。她們生存的掙扎與抗暴的經歷，也都成為許多讀者共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