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Lu Male, 38. Taipei, Taiwan

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
蓋漢儒重師傅，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唯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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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八 姑妄聽之 四
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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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漢代的學者重視師承，所學所著都有來源；宋代的學者崇尚個人心裡的領悟，對哲學的探討容易深入。漢代的學者有些執著於古老的文字，過份信仰書中所寫的；宋代的學者則依自己個人的猜測憑斷，勇於修改古書當中的文字。評估比較兩者的好壞得失，都相差不了太多。只不過漢代學者著書作學問，一定要讀過書考證過，不然不可以隨便亂說：宋代學者作學問，卻是阿貓阿狗都可以沒根據地胡說八道。

唐朝以前的學者，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來由可以考證：宋代以後的學者，什麼事都可以沒有根據的空談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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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昀所留下的這本「微閱草堂筆記」裡，可以看出他的人生哲學和治學態度。他對當時的科舉考試很有意見，對宋儒以降的"心學"也多所批評，認為不但是曲解經典原來的意見，不講實證的空談更是宋學最大的缺點。
原來宋代的心學重的是個人對經典的體認領悟，這應該是在哲學層次上的學問。但是只問自己的體認而不認真考究文字經典的原意，則不免會曲解，而只抓了書裡的一兩句話就開始在自己的認知上打轉，久了也都成了自言自語的空談胡說。
不過這種自以為唸了幾本書就開始隨口胡說八道的人，看來不是只有清朝才有。明明是學法律的人卻從不討論法律，反而拿著幾本經濟建設的書混著道聽途說大談國家建設，或是唸個EMBA來闡述人生的道理，這不也是空談嗎?

歷史大哉問這本是在特價時被美麗的文宣廣告吸引所賣下的，看過不能說後悔，因為內容的確不錯，只是跟我的想像有點距離。主要是因為本書"應該是"寫給英國人看，書中所舉的例子等都是英國社會發生的事。按書前簡介原編者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專題副主編、《科學大哉問》主編，但是對本書的背景交待甚少，不知所謂《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與英國泰晤士報關係為何。

雖說在學校時上過歷史系的課，但一直覺得自己不夠認真沒有學到什麼，有愧於幫助我的同學們，更對不起老師教授。對於"歷史學是什麼"這個龐大的命題，本書倒是提供了簡明扼要確又夠深入的回答。

在那一串被其他書友形容為跟豬打架的過程裡，"歷史"這個字也不斷的重覆出現過。就如我之前提到過的，有太多我們過份熟悉的名詞，反而沒有去深究其內容意涵，所以往往產生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論點而不自知。

例如賴丁丁說"歷史會證明一切的"

歷史真的可以證明一切嗎?

先從書裡看看歷史"真實性"的討論吧：

湯瑪斯‧巴賓頓‧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認為，事實「只是歷史的糟粕」(P.9)

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主張所有的歷史是「當代史」，換句話，歷史都是當下人眼中所看到的歷史。(這話所有學歷史的都一定知道)

柯林烏(R. G. Collingwood)在1945年出版的《歷史的理念》(又是一本在我架上長灰看不完的書)裡表示：「歷史是史學家所研究之思想的歷史在史學家心中的重演。」

卡爾(E. H. Carr)「歷史事實從未以『純粹面貌』呈現在我們眼前，因為它們不以、也不可能以純粹形型式存在，它們總是透過記錄者的觀念折射呈現」

孔子《春秋》大義，「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高中時都唸過的「鄭伯克段與鄢」，《左傳》：「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就很明顯的傳達出一個記錄者和歷史事實的關係。

既然歷史已經經過記錄者的篩選，加入了記錄者個人的詮釋，又如何能"證明一切"?最多只能說歷史記錄下了時間洪流中某個片斷的某個角度罷了。

至於丁丁和企鵝大大爭論不休的歷史"真相"，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昔底德斯就曾抱怨真相難以發掘：「同樣一件事，不同見證者有不同說法，或出於偏袒而支持某一方，或因記憶不全而支持另一方。」史學家只能針對過去的局部，但從未能對全部的真相有徹底或完整的了解。

至於丁丁們把總歷史當成政治工具，像這兩天又被拿出來炒做的丁丁話題，這不該是看待歷史該有的方式，「最近很流行以源自道德或法律的用語，替某個時期的歷史人物，下出『兇手』、『受害者』、『姑息者』、『共犯』之類的評斷，並予以相應的褒揚、譴責。這絶非正確的治史態度，因為歷史學的首要關注在於解釋人們為何做出某樣作為，找出原因、影響和相互關係，而不是根據沒必要的後見之明，對複雜的道德問題發出傲慢的判決。」

歷史家不該做這樣的判決，雖然不代表其他人不能，但是如果要做這樣的判斷也不該拿被片斷曲解的歷史用以贓否人物，作為服務政治宣傳的工具。

從小唸歷史到高中畢業，文組應該唸了十二年，理組也了有十年，但是好像從來沒有在課本裡唸到"什麼是歷史"....無怪台灣人的歷史感如此薄弱，輕易的被拿來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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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樣的政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這是所有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歷史知識有助於了解什麼樣的政府將會成功或失敗。
成功的政府是能讓全國人民都覺得幸福的政府，也就是邊沁所提出的觀念：政府的政策應該要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成功政府必須面對未來的問題，而非過去的問題。
在民主時代，政府當然必須了解民意，但是成功的政府不只是完全以民意為依歸，更要察明表意象下更深層的民意動向，發現「歷史的蹄聲」。
成功的政府有三大敵人，即意識型態、道德和恐慌。
意識型態治國的政府注定是失敗的政府，因為意識型態和歷史理解背道而馳。意識型態所孕育的是封閉的思想體系，而非必要的開放心胸。
以建造人間天堂為目標的政府不可能成功，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社會之上的政府也同樣必將失敗。以道德治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20年代的美國，以禁酒法令限制人民飲酒，但適得其反，甚至養出了像是卡彭這樣的黑幫老大，最後失敗收場。
成功的政府可能是有所受限的政府而非過度多事的政府。成功的政府是了解自己局限的政府，不多言的政府。

我一向認為自己才疏學淺，沒有什麼資格評價一本書，對我而言有的書可能看了覺得浪費時間，但從不敢說有什麼書是「沒看枉費人生」。所以我的書櫃上只有自己的「閱讀進度」，卻不會為一本書下什麼「書藉評價」。在這裡我也只是分享一下自已覺得這本書讓我多思考一下的片斷，而不敢說是什麼心得感想。
本書是作者在BBC一系列講演的整理，這一系列演講的主題是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作者認為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應該是「局外人、業餘者和攪擾現狀的人」(P.28)。這段話裡我覺得「公共」兩個字值得玩味，這表示知識份子不只有一種角色身份，而對知識份子的討論或定義介定是否該專注在他「公共」的這一個面向呢？
「知識份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約式的類別」(P.29)這裡所說的刻板印象應該就是我們所說「成見」，而「化約式的類別」也就是政客所慣用的「標籤」了吧。作者提到身為一個巴勒斯坦人在西方世界所受到的批評時表示：「他們從未引用我的話，就認定那是眾所周知的事」(P.29)。批評者說他是「巴勒斯坦人」，而在西方世界裡，「巴勒斯坦人」就等於是「暴力、狂熱、殺害猶太人」(P.29)的恐怖份子。這種利用一般大眾的刻板印象，將他人區分成化約式的類別，使用簡化的語言標籤貼在對手身上成為一個容易瞄準的靶，再加以打擊，不就是台灣的政客們常用的手法嗎？知識份子更應該要「冒險以超越因既定的背景、語言、國藉所形成的簡易論，因為這些常阻隔我們於他人之外。」(P.32)

「不管個別知識份子的政黨隸屬、國家背景、主要效忠的對象為何，都要固守有關人類苦難和迫害的真理標準。」(P.31)不管當政者是誰，關於人權、關於貧窮、關係司法的公正以及政府與人民權利義務的對立關係，都應該以一致的標準批判及維護，不該因為自己支持的政黨意識型態不同而有所改變。但是從跟豬打架的過程當中可以發現，政客為取得和保持自身的權力，這些真理和標準都可以成為「動態的道德觀」，用來衡量對手的尺永遠也不會用在自己身上。政客可以這麼做，但「所謂的知識份子」卻不該這麼想，而人民更沒有道理隨著政客放棄真理和標準，替政客找理由脫罪。身為一個知識份子應該「在外交和社會政策這類事務，尋找並嘗試支持人類行為的單一標準。」(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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